2019年12月8日，第十六届中国并购年会上，重庆市原市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围绕《国有企业集团混合所有制的路径和规则》的主题发表精彩演讲。以下为他的演讲实录：
很高兴来参加今天的中国并购年会。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国有制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概念——混合所有制。我今天演讲的内容分为三部分：
非公经济要在结构上把效益和质量搞上去
第一，是两个“坚持”。我们国家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对于推动民营企业长足的发展，坚定不移地搞好国有经济，也坚定不移地搞活民营企业，这两个坚持是始终不渝的。
在这两个“坚持”推动下，我国民营经济从1979年20%的比例，上升到了现在的60%。我们经常说的“5、6、7、8”，50%的税收、60%的经济比重，可见这个比重已经很高了。最近几年，也经常有人在讨论“国进民退”或者“民进国退”，好像这几年民营经济不够快，是不是因为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比重发展的更快，从而挤占了民营经济的比重？我这里想表达的一个观点，这都是误解，都在数据上有基本的不确切，是没有基本概念产生的一个误解。
我自己认为，我们这么多年，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各级政府对支持发展民营经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是不遗余力的，是坚定不移的。
事实上，民营经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着重大的、不可磨灭的推进作用。无论是上世纪8、90年代，新世纪初的十年，以至于到现在，在这个立场态度上，始终是没有变化的。
大家有时候会有一个感觉，比如广东省，2000年的时候因为非公经济发展的很快，看当时广东省GDP数据，已经达到70%以上的GDP，是外资和民营非公经济创造的，今天的广东省非公经济比重也是70%以上。你是不是能得到结论，十几年下来广东省怎么非公经济比重上不去了？以前上的多，现在上的不多，是不是现在思路变了，不想发展非公经济了？
错了，不是这么回事。如果以为非公经济比重可以从70%涨到80%以上、甚至涨到90%以上才是正常的，可以说在美国都做不到。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浙江省的非公经济比重早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也是发展很快，浙江非公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都是出了名的发展迅速，到2000年之后达到71%，比广东省低一点，低两三个点。今天浙江省经过了十几年、二十年，是不是就变成了81%、91%呢？也不是，也是70%多一点。江苏省作为非公经济发展很快的地区，2000年左右是68%，现在也差不多68%、70%。
我讲这段的意思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到位、发展最快的几个地方，在80年代、90年代非公经济迅速崛起，占比达到70%左右、68%、70%、73%、74%，为什么这十几年涨不动了呢？是“国进民退”还是怎么了？都不是，天花板到了，任何一个国家都有20%左右的国有经济是固化的，美国如此，德国、法国、新加坡如此，所有国家都如此。
另外，每个国家都有占GDP25%甚至30%左右的税收财政收入，这个财政收入作为政府必定每年有多少财政收入全部花掉，给公务员发工资，给事业单位人员发工资，就表现为当年的国民收入GDP的一部分。同样，拿来一定的资本，财政资金进行投资也会产生GDP。教育、卫生、文化拨款也会产生GDP，大体上一个政府如果30%左右的政府收入，花完以后产生的GDP有20%左右，所以，美国的GDP中也有20%左右是国有的，不是企业创造的，是政府的行为创造的。欧洲也如此，所有国家都如此。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作为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政府的GDP中也有20%多税收，再加上政府还有非税收入，因此政府花钱产生的GDP，比美国政府可能高一点。美国政府20%，我们有23%、24%。政府都有了20%以上了，地方如果非公经济有70%，这个地方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只有10个点、8个点而已，也就是说不可能让广东没有国有经济、没有国有企业的经济。所以政府总归占掉了20%，企业再占到8到10个点，非公经济到了70%就上了“天花板”，大体如此。
所以当整个国家非公经济到了60%，你还想要到70%、还要到80%，不可能。2000年我刚到重庆的时候，重庆非公经济比全国要差很多，全国1979年非公经济在20%左右，到2000年全国平均值已经往40%至50%左右走了，发展改革快的地方达到60%、70%，而重庆2000年的时候只有25%，所以非公经济发展是比较慢的。
但是这几年我们推动的比较快，重庆到2014年时非公经济比重达到60%，赶上了全国平均值，比全国平均值还高2个点。到了60%以后是不是还可以到70%呢？我知道在我们的100里边有20是政府的量，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包括央企、包括地方国企，保持20%左右可能是必要的，必须是必要的。
因为中国总而言之“两个坚持”，以国有经济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坚定不移的两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是我们的宪法基本路线决定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当GDP到了60%非公的时候，大家不要以为还是20%、30%、40%时候的那种感觉，不断地把这个比例往上涨，涨到了60%还应该到70%、还应该到80%，否则就是“国进民退”了，否则就是民营经济不够重视了，其实并不是这样。
我跟楼继伟、周小川前不久一起到新加坡去。新加坡政府邀请我们去参加一个智库讨论。大家知道新加坡的民营经济比重是多少，我顺便了解了一下，新加坡GDP中不同所有制的比重，政府占20%左右的比重，剩下的国有企业占40%，非公经济包括外资、民企占40%。新加坡公有制的国有里面，淡马锡等几个新加坡财政、国家直接管的资本运营公司、国有资本公司产生的收入，因为他们几个公司有近万亿的新元，怎么投资，每年的投入10%以上，这笔钱算下来在他们GDP里边公有制产生的GDP占了20%。这是政府直接管的，相当于我们的央企。当然还有其他如机场、港口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也是国企，股份制的也占了20%。这样看新加坡国有企业、国民经济、非公经济，公有制占了60%，是不是就叫社会主义国家呢？还是资本主义国家。
因此，我们首先要确立一个公有制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坚定不移的两种所有制并存、一起发展，绝不可能搞到公有制的企业比重连20%都没有，只剩下政府永远会有税收、永远会有个20%，还有80%都变成了非公经济。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理的，不应该的。
所以不管是混合所有制，还是资本运作重组，应该要有这个明确的概念。当今，中国对非公经济的支持和推动，可以说是诚心诚意、不遗余力，而且非常快地推向极致、推向“天花板”，一下子就从20%推到了60%。在40年的时间推到60%，是不是再过40年推到100%呢？那是幻觉。
因此到了60%，我不是说到“天花板”，以后涨到63%、65%也可能。但是总而言之，非公经济的步伐最重要的已经不在规模上，不是把它扩大到60%、70%、80%、90%，而是在结构上，在债务结构上、资产结构上把效益和质量搞上去。
同时，非公经济在国家竞争力上，在世界范围内的制造竞争上和在服务业、服务贸易以及经营企业的国际竞争上要崭露头角，要发挥作用，要做强，而不在于进一步做大，大已经够大了。从这个角度讲，我要强调这样一个观点。
我想我的思想是不保守的，我在重庆一看重庆非公经济只有25%，可以说不遗余力地推动非公经济的发展，也因此它能够赶上全国的平均值，还超过一点平均值，现在到了61%左右。我的意思是，做任何事要有一个总体判断，如果这个概念没有，就缺乏经济学的基本逻辑。
推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建设加快发展
第二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的管理，提出了增强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同时提出了，国有经济的管理，要从资产管理转化为资本运作，这个资本运作，在资本管理、资本运作上提出了两个命题，一个叫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另一个叫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在三中全会报告里讲了这两个概念。
大家有时候望文生义，资本运作公司、资本投资公司差不多的意思。所以所有的国有企业，包括中石油、中石化，好像要加强资本运作的时候对它们也有用。要做大、做强、做好资本投资的时候，好像也是一回事。这里边就对三中全会决定的这两个定义理解不深、不透。搞资本重组的人、搞资本运作的人，如果不理解这两个词的重要区别，基本上就是“江湖”、就是“忽悠”、就是马大哈似地搞资产运作。这里面要强调的是，不要把中央定义的基本面忘记了，资本运作公司、资本投资公司到底什么意思，这里面大家要把这个定义搞清楚，大家考虑资本重组、资本运作基本型的东西要搞清。
所谓资本运作，就是一个不举债的公司，有100亿资本金就是100亿资本的运作，这个公司的总资产等于总资本，因为它没举债。如果你100亿资本去借了200亿的贷款，这个公司总资产就是300亿了。不举债，100年也不举债。既然叫资本运作公司，“不举债”——大家注意这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只投资，而不管人财物的，就像私募基金。私募基金拿了10个亿拿到某个公司去，不会去管这个公司的人财物，这个公司的子公司、孙公司的事，不会去管这个市场、营销或者去管这个公司的产品开发。这些是那个公司的事，我只是一个财务投资者。所以资本运作公司本质上是一个财务投资者，跟私募基金差不多，不叫基金公司，就叫投资公司。
以淡马锡为例，淡马锡有5000亿新元，差不多等于4000亿美元左右的资本，它不举债，把这4000亿美元，1/3投在美国、1/3投在欧洲，1/3投在中国和亚洲地区，主要在中国。投了资以后，淡马锡今天为止管理着几千亿新元，相当于几万亿人民币的投资，全部公司总员工数800人，包括在全世界办事处的员工。
如果我们按照常规地拿几千亿美元投资各种公司，在公司如果人财物都是你在管，包括工人也是招来的工人，可能规模要几万人、几十万人。资本运作的公司，它是相当于一个财务公司、理财的公司，它哪怕拿了1000亿美元，可能只要1000人或者500人，一个人管2亿美元的概念。我讲这段话的意思是，中央讲的“资本运营公司”就是资本运作的公司，类似于淡马锡，类似于一个私募基金的基金管理方式，哪怕资金是国家的基金，但是用私募基金的方式管理。
巴菲特投资公司也是如此，也是一种运营公司，投资各种企业，投资在股票市场，投资在可口可乐。但是可口可乐里的员工是不需要进行管理的，如果可口可乐干得实在不好，就把股票抛了走了。当然，他也在董事会里边发表意见，进行审计和监督。按这个目标，我们国家假如有100多万亿的国有资产，资本金如果达到50万亿的话，是不是该拿出10万亿甚至15万亿来组成资本运营公司？人员不用多，但是要请到非常高超的理财大师在这里做基本的管理人员。
第二类是资本投资公司。三中全会《决定》文本里讲到的资本投资公司就是指产业内的或者伞形控股类的公司，这类公司一般有三级。一个是集团级，集团级负责资本运作、投资决策等；第二层就是产品开发、市场竞争营销的子公司；第三层可能就是工厂，负责全面质量管理、劳动人事管理、职工运作的管理，以及市场各方面安全的管理。类似中石油、中石化，上面是集团，中间是各种各样的公司，到了基层就是很大很大的工厂。哪怕1万亿、2万亿或10万亿产值，也是在这几个层次的框架里形成一个产业集团。集团是资本运作决策层，中间的公司级是盈利、销售、利润、管控的一个级，第三级是安全运行，保证质量的生产管理的一个层次，这样的产业内公司分为三级。
还有一种是伞形公司，整个公司不是只有一个产业，而是包含了像是房地产、百货商店、甚至工业制造等多个产业。比如美国的GE就是这样一种伞形公司。GE差不多拥有5000亿美元的资产，里边包含银行、房地产、资产管理，也有制造业、飞机发动机制造，还有电子产业等等。相当于集团管理着几个方方面面，但是方方面面都是集团管理和控股，直接一直管下去，形成一个伞形的控股公司。这两种公司，不管是产业内的还是伞形控股类的，一般都是叫做资本投资公司。
讲到这里以后就形成区别了。就是说国资委一百多个集团，如果我们100多万亿的资本或者资产里，资本运营公司只有1万亿、2万亿，很小，有等于无，不起什么重要作用，是不是就落实好了三中全会精神呢？三中全会已经六年了，怎么还没把这个体制调过来，这是资产管理转变为资本管理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这是党中央明确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下中国的国有资本管理，不管是省里还是国家的，资本运作很重要的一块是把一部分的国有资本“圈”起来，变成资本运营类的，不管是公司类、还是基金类的，总之，变成1万亿或者5万亿、10万亿的一个资本，这个资本就用私募基金的方式，或者巴菲特投资、淡马锡投资这一类的公司投资方式，这一类投资是股权投资，不带任何债务。
投资以后，只管财务，不管“吃喝拉撒睡”，这个投资哪怕投了几千亿到这些公司去，这些公司到底怎么发展，有这些公司自己的财务、党委、公司法人，自己在管，你就是个财务投资者，但是要起到保值增值。
淡马锡整整20年，平均资本回报率15%，你想想这是不是对国家最大的报答、贡献？所以把资本运营和资本投资公司区别开来，搞清它的定义，然后把这两个方面按一定比例搞起来。我自己认为，如果有100万亿国有资本的话，2/3变成产业类，1/3是运营类。
那是不是运营类就“脱实就虚”了？不是，运营类公司掌控着30万亿，还是作为股权投资投到了资本投资公司里，还是聚焦那个制造业、商业或其他产业。但是这个时候，你不再是属于资本投资的资产中的体系，而是作为一个第三方，使这个公司股权多元化，已经变成了一个战略投资者，而且你就是国资委直属的体系。
如果发现各种各样的国有资本里边运作不当，可能一万亿、五千亿放在里面，就立刻在财务、董事会里面上接国资委就可以举报了，绝对起着重要的管理和监控作用。其实钱还是100万亿，都在国资委的100个公司里，但是这100个公司直属的资本变60万亿了，还有30多万亿是在旁系的资本运营公司，由它表达为各种各样的投资，表达为一个股权。总之，把这两个体系理好是当今我们国家资本运作、国有资本经营很重要的事，也是落实三中全会很重要的事，这是我讲的第二件事。
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有目的性不能为了混合而混合
第三，三中全会也决定了要通过混合所有制，使国有的、集体的、民营的，包括外资的，股权交叉形成资源优化配置，形成放大杠杆的作用，形成经济的一种新活力。
混合所有制我们不能为混合而混合，不是为了一个定义而混合，这个混合一定是有目的的。站在国有的角度讲，一般就是这么四、五种目的。第一种是国有投资管起来。好像权利很清晰，产权清晰，但有时候法人治理结构容易缺少监督，容易内部人控制。所以是为了转制的需要去上市，或者去混合所有制变成多元的股权董事会。有的时候是为转制、为法人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而搞混合所有制；第二是为了资源优化配置。把某一块资源和这个民营，甚至外资的那块资源，各方有互补性我们一起合作，股权上互相划转，形成了混合所有制。最后不仅是资金混合以后资金实力壮大了，而且这两个企业中的长项，技术或者其他市场资源互补了，形成资源优化配置，使得“一加一大于二”；第三种是企业发生困难了，不得已也好，主动出击也好，通过混合所有制引入战略投资者，把自己的困难被动地给甩掉。不是破产重组，而是通过资产重组化解客观存在的困难，这也是一种目的；第四个，企业现在希望超常规的发展，通过收购，实现超常规地发展，乘势而上，这也是一种目的；再有就是时代发生变化、政策发生变化、整个运行基础发生变化，这个时候进行适应性的重组来把握机遇，从而实现更好发展，这也是一种目的。总之，混合所有制也不是“书呆子式的”，不是为概念而去混合，是有一定目的的。
在这样几个方方面面的目的推动下进行混合，混合会出现四五个层次、四五种类型。
第一种就是如果是一个很特定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个投资公司涉及到的一万人多层次的资产体系，所涉及到的业务就是特别保密的、特殊功能的、必须独资的，有这种业务，该独资就独资，就不参与混合所有制了。
第二种，如果是资本运营公司，哪怕有十万亿资本组建了一个运营公司，因为是运营公司就永远不会找别的股东成为企业的股东，也不会参与混合所有制。淡马锡企业四千亿、五千亿新元就是财政部投的，不存在各个国家的资本或者民营资本一起往淡马锡入股。谁都想入股，因为它有15%的回报，但是淡马锡始终独资。也就是说资本运营公司、资本运营的基金就是独资的。这个独资可以跟其他基金、其他企业合作，一起投到某个地方，但是资本运营公司本身是法人独资。
其中涉及到资本投资集团中的某些特定行业，如果国家意志认为就该投资，那就投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第一种类型：要坚持独资的特定企业。
还有是可以引入战略投资者，但是要控股的资本运营公司。假如你是一万亿的资本，在你控股的情况下，引入战略投资者。哪怕20%就花2000亿，民营企业出了一二百亿但在这个董事会里说不上什么话，你反正绝对控着股，他投你干吗？除非他是财务投资者，就为了要你10%的回报投到你这儿，变成了私募投资基金。凡是政府国有独资，规模又极大的，要引入战略投资者，要引入混合所有制，基本上混合的对象应该是战略性的基金，应该是我们自己国资委里的资本运营公司，应该是跟国资委没关系，但和国家有关的社保基金理事会，应该是中投这样的投资公司有关。当然，也包括民营企业里非常有实力的财务性的基金投资公司。这种公司，让他控股，让他来管几万人的事他也不要管了，他就是财务投资、财务监督，然后保持一个法人治理结构，这个结构是货真价实的董事会，这些人在董事会里提意见是真刀真枪，绝不含糊的，在这个意义上形成混合所有制。
第三种，有些集团本身引入战略投资者之后股票上市，就按上市公司规则走，也是一种混合所有制。
第四种，就是有些集团即使有几千亿资本，但是理论上市场化可以控股，也可以把控股权给其他参与投资的非公经济或者外资公司，可以全部转让掉，也可以转让一部分或转让控股权，就是完全市场化地推开。
第五种就是国有资本，不管是资本运营公司还是资本公司，也可以参与非公经济的集团。参与其股权投资，投资以后还是非公经济控股，国有资本的公司就是财务投资。所以，资本运营公司不仅是投资国有资本的公司，也可以投资到市场上的各种类型的企业，只要效益好、有前景就可以去投资。
我讲这三段的意思是什么？三中全会关于国有资本要更好发展和资本运作有关的话一共大概是有几句：第一句，要让国有资本控制力、影响力、活力大大增强。第二句，要从管资产变成管资本，管资本就是资本运营公司和资本投资公司。第三句，混合所有制。第四句就是要形成国有资本市场化资金补充的长效资金来源。这个长效资金是什么？国有资本来源除了财政第一桶金给它，划拨一些资金以外，它自己每年有利润滚在里面，也是资本的补充。当然政府有土地资源，一定情况下把这个土地资源注入到国有资本企业也是一种资本，一定情况下政府还有其他各种资源也可以注入。这个不是补贴，而是作为注入的国有资本。政府还有一种资源当然是社保基金，或者各种各样的企业年金，这些是公有制的、是老百姓的，可以注入到里面。但是注入到里面不能跟国资委的国有资本混在一起，分给社保基金和分给国资委的利润是两回事，“桥归桥、路归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社会要有长效的资本，要把企业年金做到比如有几十万亿，社保基金做到有十万二十万亿。企业年金的规模，理论上可以比社保基金规模高一倍。如果社保基金有20万亿，企业年金是可以做到40万亿的。
总之，社会要把长效资本积累起来，积累了以后部分进股市，部分进私募基金，部分进国资企业、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还有部分就和资本运营公司一起，成为一种LP，两种资金一起组合运营投资企业。总之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把这个格局形成了，那么，中国的国有资本运营的格局就出现了，真正的大规模收购、兼并、重组格局就出现了。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